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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新闻记者 | 董子琪

界面新闻编辑 | 黄月

体力劳动可以减轻人的内耗与焦虑吗？一些新闻报道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种趋势，不少年轻人想要从白领工作转向轻体力劳动，体力劳动被认为可以减轻焦虑、改善睡眠。

一篇题为《越来越多的大学生，争着去做保安》的报道以“这里没有996、KPI”开头，讲述倦于职场的年轻人在保安亭里找到了安宁与快乐。在“轻体力活探索联盟”豆瓣小组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表达，大学毕业生想要去刮白腻子或做一个保安，不同于“卷生卷死”、与各种考核指标挂钩的白领工作，保安、咖啡师这样的轻体力劳动似乎代表着安逸和平的工作环境，从出人头地的热望中解脱的轻松心态，以及走出办公室与不同人群打交道的机会。

事实真的如此吗？下面几部作品或许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，得以洞悉体力劳动者的心态。

粗糙与忧虑同在

非虚构作品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记录了胡安焉在多个公司做物流与快递员的经历。应聘时他就感到，招聘主管对他的文雅表现有所迟疑，后来才发现主管其实喜欢性格上更粗一点的快递员。粗一点意味着没有多余的自尊心，他在工作中也体会到，有时候自尊心确实是一种妨碍。

书中展现了将快递员磨砺得更为粗糙的外部环境，日常训话与惩戒就是其中一环。每天早上送货前，主管都会对快递员训话，虽然训话的内容总是重复的——像是“想干就好好干，不想干就快滚蛋！”“公司缺谁都行，你离开公司寸步难行！”——但主管的态度很威严，意思也很明确，训话是想要大家明白，与非常成功的公司相比，快递员只是随时可以被替换掉的零部件。除了早训话，每天还有抓纪律的晚会，目的是“把犯了错的人拉出来当众羞辱”。快递员的工资是计件提成的，所以参加训话或晚会都没有薪酬，但公司确实用这样的方式淘汰掉了服从性差、自由散漫的人，留下来的人大多“能屈能伸”。

除了外部环境，作者胡安焉也向读者呈现了他在工作时充满焦虑的内心。在白昼变得短暂的十二月，他会因为时间过得太快而感到焦虑；考虑到电瓶车在冬天耗电更快，车子的每一次刹停和启动都让他忧虑；在楼栋门禁系统输入房号时，他想象着房间里的人会不会被刺耳的铃声惹恼。

忧虑是一条了解轻体力劳动者的线索。他对昼短夜长的忧虑、对门禁系统发出响铃的警惕，都驳斥了人一劳累就没工夫多想的假设，也反映了日常工作中面临的重重不确定性。饱和艰辛的工作消磨人的敏感，这可能仅是表面，周遭环境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显出真实面目，忧虑与焦虑如网罗一般笼罩住那个劳动的人。

韩国作家韩江的短篇小说《在某一天》也刻画了一位从乡下到首尔工作的快递员的生活与心灵。表面上，他的感受变得麻木，因为每天要经过汉江八次运送书籍，起初面对汉江的心潮澎湃已经消退，如今只是呆呆望着江上反射的耀眼光芒；在空气污浊的城市里奔波送货使他灰头土脸，他常用冷水洗脸，脸孔发红皴裂出血；实际上他很清楚自己常处于强烈的焦虑紧张之中，因为需要规划好一天内要去的地方、最佳路线与所需时间，即使是在自动贩卖机买咖啡的几分钟里也焦虑不已。

将自己视为时薪30元的送货机器时，人难免是紧绷与气急败坏的，因为总想要在无法确定与千头万绪中理出次序，当这样强硬的介入、紧张的安排终于被放弃，才能获得一丝解脱。《忧虑史》告诉我们，世界的不安全感与偶然性助长了人的焦虑，可是人们需要考虑的不仅是风云变幻的外界环境，还有如何调动内心与精神的确定来适应这样的环境。 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里的胡安焉时刻面临着被裁撤的风险，工作时的人际关系——不管是快递员与同事及上级之间，还是与顾客之间——也非常淡漠，他尽量调动内心来适应这样的环境，在被遣散的时刻，才终于真正看见了工作地和各个小区在早上的样子。

他们不和“我”说话

在小说《久别重逢》里，范雨素写北漂妇女“我”背着小女儿在颐和园门口兜售潘家园的旧玉件，她感受到了路人的冰冷目光比他们的拒绝更冷漠，她对比着童年村庄里的幸福温存与北漂的冷漠遭遇，想到这是因为她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变化。过去她是乡村权威——母亲的小女儿，别人总对她有着花团锦簇的笑颜，而如今她只是一个农民工与单身母亲，所以人们看她的眼神如利剑：“因为我是农民工，因为我是单亲母亲，因为我不是富人，我看到的最多的是歧视和冷漠的眼神。”

范雨素将“我”的遭遇归因为人们的趋炎附势，并认为人们向来如此，只是自己太过迟钝，直到今日才了解这点。这种思考是朴素的，可是比起嫌贫爱富这样赤裸的缘由，城里人与“我”之间还存在着一种更为微妙的关系。

小说中有一处细节是，二十年前“我”曾怀抱着哲学梦来到北大校园与哲学系教授攀谈，当作为月嫂的“我”在雇主家说起这件事时，对方却说这怎么可能，然而又接着感慨，过去的大学是象牙塔，如今则不同。雇主认为如今校园变得不像象牙塔，而只有在纯洁美好的过去，月嫂才能进入学校跟系主任聊哲学——本质上，这与“我”对小时候乡亲待人友善的怀念如出一辙。

虚无缥缈、难以寻觅的过去，好像仅仅作为衬托现在的绝情势利的背景而存在。仅仅在回溯之中，“我”才逸出了月嫂的身份，变成那个被无条件受欢迎的小女儿，或是与哲学家背诵伟大名字的求学者。回忆中的乡土情谊或学识教养，都赋予了“我”在如今作为月嫂的稀缺的尊严。

让范雨素笔下的“我”困惑的大概是，为什么读过大学的雇主有时候显得那么固执？为什么他们对“我”与大学教授有交流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？但比起指责雇主狭隘，不如思索“我”与雇主开启关于大学校园的对话本身，是否已经挑战了雇主对月嫂身份的想象，所以她会不假思索地反驳月嫂的话。而令月嫂感到沮丧的也正是这点——雇主与作为月嫂的“我”之间那堵看不见的墙日益深厚，而当年的“我”与哲学教授之间还没有这样的差距。

2019年的布克奖获奖作品《女孩，女人，其他》同样描绘了雇主不和保洁说话的情形。非洲移民布米在雇主家里首先被要求少说话，因为她是来干活的，不是来社交的，这样的要求令她火冒三丈，但还是强忍着答应了。可是没过多久，雇主又自己打破规矩，开始跟她聊一些家里的事情与丈夫的恶习。

像《久别重逢》里为文化教养感到自豪的“我”一样，布米毕业于大学数学系，然而第三世界国家的一等学位在新国家显得一钱不值。她的丈夫一样找不到匹配自己博士学历的工作，只得开起了出租车，可是搭车的乘客总自认为高人一等，不与他说话。究竟是什么阻碍了正常的对话呢？从布米雇主的观点来看，她与保洁的关系应当以能干活和效率来衡量，而非人际一般意义上的价值，比如诚实、友谊与友善。

上班时适用效率与利益的标准，下班再适用诚实与友谊的标准，这是《难逃单调》一书所指出的当代社会工作特征之一。只是这两套价值体系差距过于巨大，在当中切换会显得有点“精神分裂”。当保洁和月嫂与雇主身处一室、模糊了工作与生活的界限时，这种分裂感就更为明显，于是有些人——比如布米的雇主——表现得就像一个患有精神分裂症的人。